金庸曾说：“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
金庸（查良镛）出身于浙江海宁的大族，祖辈多出大诗人，有过陪皇帝读书的先辈。金庸阅读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荒江女侠》，时当8岁。金庸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年31岁，首次使用“金庸”这个名字。然而《书剑恩仇录》却不是金庸创作的第一部书。说来好笑，他创作的第一部书应该是《献给投考初中者》。当时他15岁，正是浙江省立联合中学的一位得意洋洋的中学生。
金庸说，中学时代是他最快乐的时期。他天生记忆力超强，应付考试得心应手，除数学成绩平平外，门门功课都考第一。金庸觉得考试是一件乐事，而他的同学却多有“恐考症”。于是，侠义心肠的金庸便想拔刀相助。他与两个同学一番策划，就鼓捣出了那本叫做《献给投考初中者》的书来，细细道出应付考试的经验和技巧。
这本小书却出奇地畅销，除了本省，连江西、福建、安徽等地都有得卖。小小年纪就赚了一把！回首此事，金庸十分得意，似乎这“处女作”比他的14部武侠经典还值得骄傲。
《献给投考初中者》可谓是金庸“大侠风范”和搞钱才能的初现。
抗战后，金庸始到杭州的《东南日报》当记者，4个月后赶上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翻译，金庸被录用。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24岁的金庸被从上海派到香港，这一派就成就了将“查良镛”变成“金庸”的契机。
1950年，当金庸的老爸查枢卿在内地被作为“反动地主”批斗时，在香港，金庸也正过着不得意的穷记者的生活。1952年，金庸跳槽到《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副刊负责人罗孚见他“功夫”了得，便请他和另一位编辑陈文统（即梁羽生）写武侠小说连载，于是《书剑恩仇录》一炮打响，金庸从此开始了光辉灿烂的“大侠生涯”。《新晚报》之外，他又开始在《商报》连载《碧血剑》，之后是《射雕英雄传》。
鲜为人知的是，金庸那段时间还以姚馥兰、林欢的笔名撰写影评文章，还为长城电影制片厂写剧本，《绝代佳人》、《兰花花》、《王老虎抢亲》等，编剧即为金庸（林欢）。其中，《王老虎抢亲》还使他过了一回导演瘾（与胡小峰合导）。
金庸的武侠小说震动了文坛，具有出色的生意头脑的金庸见有机可乘，就借“大侠武夫”和“威名”创立了自己的报纸，是谓《明报》，时在1959年。
《明报》是金庸继武侠小说之后创造的又一奇招，但长期为他的“大侠”之名所掩。《明报》创办时，资本仅10万元港币，金庸出8万，另两万为他的中学同学沈实新所出。到《明报》1991年股票上市时，其市值已达8亿7千万，金庸独占六成。1992年，金庸开始卖出《明报》的股份，估计前后可套现10亿以上。
《明报》初创时，以连载金庸自己的小说《神雕侠侣》为号召。此外，金庸还亲任社论主笔，成为吸引读者的另一块黄金招牌。那时他下午写小说，沉浸在虚构的古代江湖刀光剑影里；晚上则写社论，又在现实的世界中“神雕侠侣”起来。
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而金庸，也成为海峡两岸都想争取的诤友。
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由于这种关注，按现在的话说是“炒作”，《明报》的发行量由万余份飙升到4万份，其真善和勇敢的形像，深入民心。作为选题策划者，金庸的生意头脑和侠义心肠于此又见一斑。
《明报》一直被香港报界誉为清流，到现在虽然两度易主，仍保持本色。由于经常涉及敏感问题，观点尖锐，立场鲜明，《明报》在金庸主政时踢爆了不少火药桶。金庸本人甚至被一些人骂为“豺狼镛”，列为第二号要杀的人。
《明报》现在的老板是马来西亚人张晓卿。张晓卿买下《明报》时，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任名誉主席，但金庸要求有实际的指挥权，想炒谁鱿鱼就炒谁鱿鱼，遂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罢。
前不久，张晓卿邀请金庸到吉隆坡《星洲日报》演讲，租了一架直升机和金庸一起在森林上空游飞，还请金庸在他的大花园里种一棵树。金庸一看，旁边已种两棵，一棵是李光耀所种，一棵是马哈蒂尔所种，而自己独在中间，荣幸得直笑。
金庸曾说：“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
办报纸不同于写那些武侠小说，金庸看得十分实际，实际到抠门的程度。他对《明报》记者，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年轻的记者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别看就这么一点工资，还有人排队想进来！不过，说得也是，无论谁，只要在《明报》干过，立即会身价大抬，从此不愁。今天，香港报界的一些老大如《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干过。
金庸给作者的稿费也不高。不少名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明报》的专栏版极有江湖地位。大报低酬，仍然趋之者众。在《明报》开专栏，是身份的象征。在《明报》都开过专栏，还怕搞不到钱吗？
不过，也有人对金庸谈稿费。林燕妮现被称为全港最好的散文作家，当初也为《明报》撰稿，要求金庸加稿费。金庸说：“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亦舒也叫他加稿费，他又说：“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专栏里骂他。金庸看了，仍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
不过那些闭口不提“加”的，到年底，金庸反而会加一点。这是他性格好强的表现。
少年时代，金庸的理想是当个外交官。1944年，他考入当时国民党政府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后来又入上海东吴法学院修读国际法。当记者不是他的初衷，他也没料到自己后来竟成了“文学大师”。不过他身上活跃着的“政治细胞”一直没有消歇，并也得到了精彩发挥，可与他办报和文学方面的成就鼎足而三。
金庸曾作姿态竞选特首是众所周知的。早在1973年，刚写完《鹿鼎记》宣布封笔，他即以记者的身份赴台10天，获蒋经国的接见，而1981年，金庸又成为邓小平的座上宾。他是邓小平接见的第一位香港人士。那时邓小平告诉他，自己每晚睡前都读他的小说，1985年，61岁的金庸还荣幸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1995年又成为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为香港回归做了很多工作。他是香港文化界的擎旗人，他的新武侠小说驰名海内外，被誉为“文坛侠圣”。
现在，金庸除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外，基本上是个退休闲人，他还是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不过也没有什么具体事务要忙。闲人金庸，当然也是个已80岁的老人了，但有时仍然“年轻气盛”。前不久，数家报纸上忽然又有他壮怀激烈的政论性文章，长达万言，闹得满城风雨。关心政治和时事，一以贯之。
金庸回顾一生，快乐良多，却也有遗憾，就是把时间都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了，没有好好做学问，“别人（指他接触的一些外国学者）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真是不同的，我拍马都追不上了。”他对记者这样说。但他接着又说：“不过没关系。我背一段《论语》、《孟子》、《史记》，他们就不会。”
（摘自《海上文坛》2000年10月号，钱晓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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